菲律宾疫情总有一种悲伤让我们泪流满面

2021年的复活节，充满新生和希望的日子，然而持续一年的新冠传播，让这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日子，蒙上了更多的晦涩。

扬·贝尔蒙特（Yang Belmonte）是一位年轻的菲律宾小哥，他接着电话，电话的另一端，医护人员不停道歉，因为医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，供其患有新冠的祖父使用。

争抢医院的生死时速

杨和他的八位家人，为了自己祖父的病情，已经失眠了3天。

自耶稣受难日以来，每个人都在做着努力，尝试在马尼拉大都会附近的医院，寻找一张空置床铺，来让自己的亲人得到妥善的治疗。

医院热线，政府热线，从社交媒体获得的新增床位的医院电话......不断的尝试，忙碌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寻找，像繁忙的工蜂一样，他们与其他数百人一起，在争抢着有限的病床资源，希望他们的亲人能被医院接纳。

杨说：“这就像生死时速，我们在争分夺秒。”

他和家人们，寻找医院的范围，从马尼拉大都会一直扩散到附近的省份。
无论是北部的奎松市（Quezon）还是南方的阿拉棒，无论是4个多小时北上或者南下，只要能找到一处安置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最大心愿。

自从杨的祖父母，于3月28日被送往检疫中心以来，他的姨妈一直在照顾这一对长者，因此，姨妈同时被送往同一检疫所。

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视频通话帮助下，杨的家人照顾了生病的祖父母。尽管护士每三小时左右就会过来检查一下，但扬说他的祖父母，从来没有经过医生检查。对于被告知要留在检疫中心，以防止病毒传播给其他家庭的患者，几乎都是听天由命。

杨的叔叔和另一位堂兄以及这位堂兄的祖父母，也在3月21日对该病毒的检测阳性。

杨说：“当我们看到我的祖父血氧饱和度时，那便是我们开始寻找医院的时候了。”他回忆起脉搏血氧仪的读数曾一度下降到40％。这个数字远低于健康人氧气水平的98％，并且低于卫生官员所说的寻求医疗的指标90％。

当他的祖父的病变得“危急”时，杨的家人唯一能找到的就是一家医务室，那里有一辆急救车和呼吸机救命。

杨说：“随着复活节的到来，我的祖父在那隔离中心内，为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苦苦挣扎。”

复活节星期天，卡罗奥坎的一家医院，通知杨的家人，医院现在有一张空余出来的床位，可以接纳他的祖父。

救护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。杨说：“当我的祖父，终于到达那里时，他陷入了昏迷状态。”

两天后，2021年4月6日，杨的祖父去世了。

马尼拉大都会及附近省份，无论是2020年的疫情爆发，还是此次的第二波变种疫情来袭，无疑都是菲律宾大流行的震中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，情况就是这样，在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之后，面对第二波疫情，城市再次处于封锁状态。

与第一波疫情相比，眼下的第二波疫情，每日感染处于历史峰值，而连续几天的死亡数字，都达到了百位数，医院不堪重负，有的甚至超出了承受能力。

道路交通超载会引发交通堵塞，而医院接诊能力超载，则意味着很多新冠感染患者，至死有没有接受过医疗救治，都是一个问号。

对于许多菲律宾人而言，从3月份开始爆发的第二波的疫情，分外难熬。

无论菲裔，华裔，刷新社交媒体的信息瀑布流，就和刷新一道离别的哭墙一样，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不断有撒手人寰的不幸发生，屡屡刷过屏幕的橘色烛光，以及一行行R.I.P，预示着告别的朋友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。

这次的分别，更加痛苦，因为医院的超载，众多的死亡者，甚至没有机会去寻求治疗。

那么，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

杨说：“我们不应该抱怨那些不停和我们说道歉的医护人员，因为显然没有可用的设施是事实。但是，我们也不应该成为寻找医院而不得的人，是谁让医院入院无门？”

截至4月16日，马尼拉大都会区多家医院专用床位中至少有66％被占用，根据杜克部长的通报，有六个城市的ICU病房已经处于100%满负荷状态。

据杨表示，他们曾联系邦板牙（Pampanga）克拉克（Clark）的一家私立医院，杨说，排队时间太长了，以至于他的祖父即使有床，也是第256个候补。

像许多人一样，杨的家人也曾经历过这种情况，因为他还曾尝试致电政府的“医院指挥中心”，该中心成立之初，预想是成为医院之间强大的转诊分流系统。

然鹅，指挥中心在菲律宾期间首次成立，平均每天接到300至400个电话，它只配备了两个手机号码和一个座机，这导致了基本全天都是无法接入的状态。

艰难的选择

菲律宾急诊学院（PCEM）校长康沃卡（Pauline Convocar）博士告诉媒体，马尼拉大都会一些主要医院的急诊室几乎每张病床，都被占用了数周。

在第二波疫情，开始急剧增加病例的同时，急诊科是最早感受到求诊急救压力的地方。

康沃卡博士说，有很多家庭的老人，是一家一家的集体中招，她在医院轮换工作的4天中，有3天她发现很悲伤的现实，医院的床位有限，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一家里所有的病人，家庭成员间只能开一个家庭会议，确定谁的情况最危急，最需要优先收治。

“ 他们是一家人，当您看到患者时，都已经有呼吸急促的症状，但是你却必须硬着心肠告诉这家人，'我只能收治一个您的成员，因为那是我（床）中剩下的全部……”。

“您与家人交谈，他们来求医，症状都已经很严重，但是他们却面临一个生死选择，把生的希望留给谁？这样的选择太残忍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？”康沃卡博士说起来，不无唏嘘。

她说：“对于家庭来说，生病的父母，选择送谁入院，可能非常困难，那很痛苦。”

截至4月中旬，大都会马尼拉的所有14家私人医院中，至少有310名需要医院护理的新冠患者仍在等待病床。

14家医院，虽然只是该地区和邻近省份159家医疗机构中的一小部分，但仍凸显了公立和私立医院，在感染病例尚未减少的情况下，所承受的压力。

康沃卡博士说，有时候她接到电话，电话那头哭着求她帮忙，“亲人要不行了，已经昏了过去......要求医生行行好，给在汽车或家中等待病床的病人，插管吸氧治疗。”

她的理智告诉她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向患者插管，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播给在场的其他人。

即便如此，说起这一幕，康沃卡博士还是哭了，这些人，还能有车有房，而那些什么都负担不起，无力开车去医院的家庭，一样面对病毒传染的风险，面临呼吸困难丧失生命的可能，然而，就这样，成了冷冰冰的死亡数字的一部分，甚至，因为死于呼吸困难，连新冠确诊数据的一分子也不是。

即使患者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家庭以及为他们治疗的医生和护士的处境也常常很严峻。

一名内科住院医师克里斯塔尔·莱恩斯（Chrystal Leynes）博士说，她仍然想起一名瓦伦苏埃拉（Valenzuela）怀孕的警察，她于3月中旬就诊。母亲因担心婴儿的生命而拒绝进行插管，而丈夫则向医院恳求让他签署一项放弃健康声明豁免书，好让自己进入病房与妻子厮守照顾妻子。

看着警察的老公签字的那一瞬间，莱恩斯感觉浑身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想要做什么，但又感觉无济于事。

康沃卡博士讲，每一天的工作，有时候感觉真的是煎熬，因为现在空出来一张床，往往意味着这张床上的上一个过客，已经去向天国，在与死神抢夺生命的过程中，又一次被死神所击败，深深地无力感。

杨的祖父去世后，他的姨妈，叔叔和表弟从新冠感染中康复，但接下来是他的祖母最终需要住院。

这次，他们能够为她送医院。

“很显然，我的祖父已经没了，我的祖母也中招了，幸运的是，那家医院接纳了我们，不幸的是，祖母的症状也很严重，治疗费用是昂贵的，我们现在要卖掉祖父母的房子，以应对医院的开支。”

每次将家人带到救护车上时，杨都坦言他所担心“最糟糕的情况”，并因此感到恐惧：“我知道把他们带到医院，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救护车，我总是会担心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。”

失去的一年

随着感染数据的攀升，越来越多的患者亲属一直在寻求社交媒体的帮助，以找到可以入院的医院，有些人则转向家庭治疗，因为医院中没有空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