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确对待博彩网络化 破除私彩痼疾尚需多方创新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程阳您好，随着南非世界杯的火爆博彩网站，打击网络赌博犯罪又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。

有报道称，“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，相当于全国福彩、体彩一年发行总额的15倍，在2006年这一数字就已经超过6000亿元。

”作为对全球博彩业有长期研究的专家，您对此如何评价？

　　博彩跨国、网络化成常态

　　程阳：首先，打击网络赌博犯罪，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法制国家的基本权利。

其实随着经济全球化，世界各国对WTO框架下，博彩业的跨国发展一直争执不断。

2006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网络禁赌法案，禁止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网络博彩提供服务。

同年11月，受美国法案影响最大的30多个国家的官员齐聚英国，商讨对美国的反制措施。

其实，WTO框架下博彩业的跨国，即使在欧盟内部，也长期不能协调。

直到今年6月初欧洲法院才做出艰难的裁决，支持各国对网络博彩限制。

　　全球主要的网络博彩网站约有3000个，2005年的营业收入约120亿美元。

为了摆脱发达国家法律制约、降低运行成本，大部分的博彩网站建立在少数几个国家中。

例如2005年安提瓜境内设立了536个博彩网站，哥斯达黎加境内则有474个博彩网站，在建立网络博彩网站最多的5个国家中，共有1865个博彩网站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都是在当地合法注册的网站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看来，网络博彩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，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，这个问题我们难以回避，并且应从法律、学术、媒体等各方面给予充分的关注。

　　程阳：是的，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不能以娱乐、甚至炒作的方式对待。

这是关系国家主权、事关法律健全和金融安全的大事情，如果说我们国家加入WTO后，在其他方面交了些学费的话，我希望我国博彩业方面能够未雨绸缪，少交点学费，做一些踏踏实实的研究，对国家决策起到真正的辅助作用——以法律应对法律、以学术辩驳学术，维护国家主权和金融安全。

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，涉及网络博彩的政策，最终都要走向法律层面的，我国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，应对可能的国际纷争迫在眉睫。

我国关于网络赌博相关定罪量刑标准将于近期出台，我们翘首以盼。

　　“6000亿赌资外流”失实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您始终强调“6000亿赌金外流”、“外流赌资是公彩的15倍”之类的数据缺乏依据。

我们都记得前些年，也有“私彩是公彩的十几倍”之类的说法。

　　程阳：是的，市场研究需要数据说话，不能凭空想象。

“6000亿元赌金外流”兴起在2004年底，最初的说法是“我国每年流失在境外赌场6000亿元”，可是2005年全国每年出境人次才3000万左右，每个国人每次出境都“赌输”了2万元？要知道，此言兴起的2004年底，中国公民出入境人民币携带限额仅仅6000元，注意当年并无现在这样方便的跨国刷卡！“6000亿”发布者可能也发现不妥，改口成“通过网络流失的”，殊不知我国法律禁止的网络博彩，在境外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合法注册的，其营业收入均有权威统计数字。

2005年全球网络博彩营业收入120亿美元，就算按当时黑市近10的汇率，折合人民币仅仅1200亿元。

再者，2005年前后我国每年引进利用的外资也就600亿美元左右，折合正是6000亿元人民币，如果这6000亿元变成赌金外流了，失去资金“血液”的中国宏观经济2位数增长又如何解释？按2009年全国彩票销售1235亿元，其“15倍”可是近2万亿元之巨！岂不是占了全国2009年33.5万亿元GDP的6%，全国人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才增长了8.7%，“专家”一句话就全泡汤了？绝无可能！

　　最近新华社报道，“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通报，2010年1月到6月12日，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已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740余起，查扣、冻结赌资7亿余元人民币。

”可以看出，几乎半年的时间，举全国公安之力，查扣了7亿元的网络赌资，就算全年放大100倍也才1400亿元。

全国警方的辛勤工作和办案效率，不容许被“6000亿”所调侃。

　　其实，“外流赌资是公彩的15倍”与“私彩是公彩的十几倍”的说法同源，臆断成分很大。

所有这类的“消息根源”背后都是炒作，私彩庄家忽悠“专家”、“专家”忽悠媒体、媒体忽悠决策，最后居然变成了“官方统计”，网络社会炒作就是利益的博弈，业内人士心知肚明。

其实，全球2009年2400亿美元彩票销售，占全球GDP的0.39%。

而中国2009年彩票销售1235亿元，占GDP的0.37%，几乎与世界同步。

全球二十国集团G20中，意大利份额最高占1.19%，是中国的3.2倍，这当然可以作为我国彩票业的奋斗目标。

但是，全国几十万彩票人——决策者、管理者、从业者，他们的劳动与奉献，不容被“15倍”所揶揄、所抹杀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那么，“网络赌博”和我们常说的“私彩”是什么关系？

　　程阳：关于“网络赌博”与“私彩”之类，当下有很多混淆，不但新闻媒体无所适从，一些非理性炒作，甚至对惩治犯罪、维护彩票市场稳定的决策，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

　　总体上，我们可以把“私彩”分为四类：第一类，也是当前国家最关注的，就是“非法网络博彩”，包括网络赌球、网络赌场、网络投注境外彩票、网络映射国内彩票游戏做私庄等方式，这类大部分服务器放置、域名注册、甚至服务均在境外，在我国内地寻找些个下线织网。

第二类，就是一些打着“合伙投注”、“缩水服务”、“网络代购”等名目，以所谓的“技巧与科技”为幌子，截流彩票款进行私自坐庄的行为。

第三类，就是发生在国内的，以境外合法彩票，或中国福利彩票、中国体育彩票等合法彩票的号码设赌，开出赔率进行竞猜的“私彩”、“地下私彩”、“地下六合彩”等等。

第四类，是发生国家彩票机构授权的彩票销售点内的，收钱后不实际投注打印彩票，与投注者“私了”的所谓“黑彩”行为，注意这类很容易与“第三类”混淆，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第一类私彩“非法网络博彩”，涉及国内资金外流，直接影响国家金融安全，应该是要格外注意的。

　　程阳：我们称之为“非法网络博彩”，而没有叫“网络赌博”，其实是有考量的。

有些报道一说到“网络赌博”就主要强调“骗局”之类，这有些喧宾夺主，甚至会影响决策层的判断。

其实无论是欧美之间这方面的诉讼、还是欧盟内部的争执，主要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司法管辖权的问题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因为无国界的网络、日益紧密的全球经济，这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，使得传统的司法管辖权显示出无奈，于是世界各国都围绕法律展开工作，补充本国法律、应对新的挑战。

这就是我强调得“以法律应对法律、以学术辩驳学术”的基本看法。

而不要让“真假、骗局”之类的无谓争执，影响了核心的判断。

　　法律的完善，远远不是定义几个术语、细化量刑标准那么简单。

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，主要从金融领域，具体说就是电子支付方面下手。

因为这类犯罪，电子支付是必需的工具。

如何杜绝境内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缺失，如何堵住制度漏洞，怎么监管托管资金账号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具体而需要高层协调的。

至于提供搜索引擎服务、赔率分析、广告链接等的商家，相对还好处理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：对待第一类私彩的措施，似乎也可以用到对待第二类的“高科技私彩”上？

　　程阳：不能，两者有本质的区别！第二类这种打着“合伙投注”、“缩水服务”、“网络代购”旗号的私彩，尽管大多也依靠网站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实体都在国内，只不过以虚假“技巧”误导、私下截流彩票销售款等方式牟利。

　　首先，对于“选号技巧”，彩票机构也有难言之隐，彩票市场发展之初，为了活跃彩市、增加彩票的娱乐性，彩票机构自身，也乐见“选号专家”现象。

但是，事态的发展最后有些失控，甚至引起了涉及几千万元巨款的法律诉讼。

彩票市场发生了变化，彩票机构应该重新审视这一政策。

　　其次，就是“合伙投注”、“网络代购”等“互联网彩票”，导致截流彩票销售款做私庄的私彩问题，如果说十年前，禁止互联网彩票，出于技术安全考虑，尚可以理解的话，那么现如今电子支付已经无处不在，安全性保障、跨区域销售、未成年人保护等，均没有技术问题，彩票政策应该与时俱进。

　　在彩票机构官方网站实现的“互联网彩票”是发达国家的常态，至于美国、德国等主要还是因为避免资金外流国外而禁止，这个问题在上面的“第一类”私彩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。

　　那么技术实现没问题、资金投入不多、官方做起了十分简单的“互联网彩票”，怎么就被一些商家把持，甚至发生商家反过来“要挟”彩票机构的事情，这里面无非还是利益的博弈。

　　总之，“官方自办”是封杀这类私彩的简单方法，考虑目前的利益格局，经验丰富的商家退出前台，从技术开发与运营宣传方面为官方服务，也能得到合法的长期利益。